从新见文献看殷周时期册命制度

来源: 未知 作者:admin 编辑:admin 2020-08-20 14:00

  商周之际,职官就任,必先册命,册命可以说是早期国家运作的重要制度。而今传本《尚书》的《肆命》《原命》《旅巢命》《微子之命》《贿肃慎之命》《冏命》《蔡仲之命》等,多为《古文尚书》的篇目,其文献出现的时代比较晚,真实性备受学者质疑。从某种意义上说,命书文献的匮乏,是制约殷周之际册命制度研究的主要瓶颈。清华简是新见文献,其中《傅说之命》《封许之命》《摄命》作为“册命”类文献,分别被认为处于商代中期、西周早期和西周中晚期,为研究早期册命制度的演进提供了难得的契机。我们把三者按照时间顺序排列起来,结合青铜器铭文等材料,以纵向的、长时段的演进,管窥上古时期册命制度的规律与特点。

  清华简《摄命》简32记录了册命的时间、地点、傧者等信息,学术界对此有两种意见:一种意见认为该简文应该被看作两篇,是书序与正文的关系;另一种意见认为其就是一篇文献。李学勤认为,清华简《摄命》加上最后一支简为一篇文献,不是两篇(《谈清华简〈摄命〉篇体例》,《清华大学学报》2018年第5期)。

  一篇完整的西周册命金文,一般包括册命的时间、地点、傧者、宣命、赐物、委派职责等。但册命金文中缺少一两项内容,也不鲜见。如士山盘、吕簋未曾记载册命礼仪的“右者”;师毛父簋、师道簋、王臣簋、师藉簋、召簋等铭文缺少周王授予受命者的具体职事;大克鼎没有记录克接受册命的具体时间。我们探讨的重点不在于清华简《摄命》是一篇还是两篇,而是它为何写成这种样式?

  交接命书,是册命礼的重要环节。颂鼎铭文:“尹氏受(授)王令(命)书,王乎(呼)史虢生册令(命)颂。”(《殷周金文集成》,器号9731)尹氏将命书交给王,王命令史虢生当庭宣读册命颂的命书。据此可知西周时举行册命仪式之前,命书一般是提前制作好的。制作命书与宣布册命分属不同的史官。接受册命者“受令(命)册,佩以出”,回去之后“舍奠于庙”,将册命之书,刻铸成青铜器铭文,以永志不忘,垂教后世。

  清华简《摄命》说“王乎(呼)作册任册命伯摄”,周王命令作册任宣读册命之书。可见,《摄命》第1至31支简的简文可能是周天子册命伯摄的命书,而且是册命仪式之前预先写好的。《摄命》中虽然多处出现“王曰”,但在册命典礼上,命书实际上是由史官代替时王宣读的。册命仪式结束后,一份留史官备存,一份作为册命礼的重要信物,赏赐给受册命之人。

  西周不同官员的职责不同。册命择取吉日,由筮者通过占卜决定。史官负责命书撰写,但无权确定册命的日期,也不能提前将之写到命书里面。我们怀疑《摄命》第32简的内容,包括册命日期、佑者及史官代宣天子之命的仪式,是册命仪式结束后的补记。以简31为界,《摄命》前后两部分的撰作时间是不同的,清华简《摄命》第31、32支简简末有分隔符号,展现的是两部分尚未合成一篇的原始状态。

  大臣辅佐君主,屡次建功,天子会多次册命大臣。陈汉平将册命分为始命、袭命、重命、增命、改命、追命六种类型(《西周册命制度研究》,学林出版社1986年版,第29—31页)。可以确定,清华简《封许之命》是“始命”。清华简《摄命》时王曰“今余既明命汝”,先让伯摄处理政务,然后“明命”——正式册命。过去一般认为王朝官员须先接受册命,然后才能封官受职、处理政务。伯摄年龄小,天子先让他履行职责,反复历练,能胜任后再举行册命,明确其职位。这种富有灵活性的“先用后命”,让我们对西周册命制度产生了不同于以往的新知。

  清华简《傅说之命》三篇不是上、中、下关系,它们之间的关系如何定位,是学者关注的热点问题。一般而言,一次册命只能有一个命书。《书小序》云:“高宗梦得说,使百工营求诸野,得诸傅岩,作《说命》三篇。”高宗作《说命》三篇之“作”,不能理解为武丁见到傅说后,一次性连续撰作三篇命书,而应作为一个长期的过程来理解。赵平安把《傅说之命》甲篇看作是《书序》,非常富有启发性。清华简《傅说之命》甲篇,与乙篇、丙篇呈现的是一种总分式结构。乙篇与丙篇虽都是命书,但内容迥然不同,它们可能分属于两次不同时期的册命。

  (原)比厥梦,曰:“汝逨(来)惟帝命?”敓(说)曰:“允若寺(时)。”武丁回忆梦中的情形,问傅说:你来是不是奉上帝之命?傅说回答是的。因此我们怀疑清华简《傅说之命》乙篇,是武丁与傅说初次见面,其命辞当为“始命”。

  (狂)”,不要依仗我的崇信,在处理政务时轻狂傲慢。可知武丁与傅说相处已久。更为关键的是,“司四方民”一句,说明傅说管辖的范围涵盖王畿,泛及四方之民众。商代天的地位极其崇高,武丁叮嘱说“女亦惟克显天,

  (恫)眔(瘝)小民”,让傅说彰显天意,关心黎民疾苦。此时傅说位高权重,职权或许已经与“公”相当。

  《史记·殷本纪》:“(武丁)得而与之语,果圣人,举以为相,殷国大治。”司马迁的记述,给人的感觉似乎是武丁当时便任命傅说为相。实际上,《傅说之命》甲篇曰:“说逨(来),自从事于殷,王用命说为公。”傅说原为筑城的胥靡,武丁不可能一见傅说,便立刻提拔他为公。“自从事于殷”一句,可知傅说率军征伐失仲、进言纳谏,多次建立勋功之后,才被武丁册命为公。我们怀疑《傅说之命》丙篇册命,可能是傅说“升以为公”的那次册命。不然,甲篇所说的“王用命说为公”一句便无着落。

  总之,“册命”类文献中的君臣对话,是现场记录。而命书,包括委任以前天子的讲话,多是提前写好,届时由史官现场宣读的。以简31为分界点,清华简《摄命》前后两部分写成的时间是不同的,展现的可能是两部分尚未加工成一篇的原始状态。清华简《傅说之命》三篇,有其内在的逻辑结构:甲篇为总体叙述武丁册命傅说的背景及其从政经历,乙篇和丙篇分别是两次不同册命的命书。乙篇是“始命”之书,丙篇或许是武丁册命傅说为公的命书,即“增命”。《书小序》云“武丁作《说命》三篇”,不能理解为一次性地撰作三篇册命,而应从长时段、多次册命的角度进行解读。

  清华简《傅说之命》中殷高宗册命傅说为“公”,《史记·殷本纪》纣王任命文王为西伯,陕西周原卜骨“

  (册)周方伯”。这些记录遥相呼应,可知册命制度早在商代已经萌芽。现将商代与西周的册命制度,比较如下。

  第一,册命仪式日益周密、程式化。清华简《傅说之命》乙篇云:“说逨(来)自傅岩,在殷。武丁朝于门,入在宗。”从清华简《傅说之命》看,武丁以命书的形式册命傅说,地点在太庙。西周册命制度的基本特征,在高宗时期已经出现。商代卜辞中虽出现了“岁”“年”纪时,但清华简《傅说之命》只是笼统地说“说来自傅岩,在殷”,以事件领起全文(甲篇、乙篇皆是)。至于册命的具体时间、是否由史官代宣王命,并未详细记载。

  在册命时间中加入月相,是周人的突出特色。清华简《摄命》云:“唯九月既望壬申,王在镐京,格于大室,即位,咸。士疌佑伯摄,立在中廷,北向。”清华简《摄命》册命的时间,包含月份、月相、干支三要素。册命地点在镐京,时王在太室即位,士疌引导伯摄入内,然后立于中庭,听史官宣布册封。傅说在太庙入见武丁,估计也有专人引导,但商人对此礼仪没有给予特别关注。“殷质周文”,商人注重内容,而疏于记录礼仪的形式。周人强调仪式感,已形成相对完备的册命要素与礼仪,如时间、地点、佑者、时王宣命(或由史官代劳)、册命缘由、职位或职事、赏赐物品、训诫之语及受命者拜谢等。无论内容还是程式,这些由粗疏到细密的变化,都标志着西周册命制度的成熟与完善。

  第二,譬喻修辞减少,套语大量涌现。由于时代特征或者时王的个人性格,商代与西周命书呈现出不同的语言特征。清华简《傅说之命》乙篇武丁曰:“若金,用惟汝作砺。……若天旱,汝作淫雨。若

  (满)水,汝作舟。”武丁将傅说譬喻为磨刀石、甘霖、舟楫,训诰傅说要尽心竭力地辅佐自己。在武丁册命中,譬喻大量出现,取材广泛,上至天旱、飞鸟,下至舟楫、冰玉,形象生动,给人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。到周成王以后,譬喻修辞明显减少,“勿废朕命”“敬夙夕”“作周厚屏”等套语大量出现,意味浓重,而语言略显呆板。

  第三,思想主旋律的变化。上帝是商人的至上神,鬼神崇拜占据着他们的思想世界。清华简《傅说之命》乙篇曰:“王

  (原)比厥梦,曰:‘汝逨(来)惟帝命?’敓(说)曰:‘允若寺(时)。’”武丁问傅说,你的到来是不是奉上帝之命?武丁说是的。《傅说之命》记载傅说奉上帝之命前来辅佐武丁,鬼神色彩浓厚。傅说无功勋、无资历、无血缘背景,仅凭借上帝之意,便可受册命。

  自周成王以后,册封之时一般要追溯文王、武王之德,叙述受命者祖先或本人辅佐周王的功绩,“爵有德而禄有功”。与清华简《傅说之命》相比,周代册命巫鬼色彩明显减弱,而人文理念升腾。册命的内容多强调因先祖(或本人)辅佐周天子有功、德行出众而受到册命。敬天保民、褒德赏功,已经成为西周册命理念的主旋律。

  简言之,由商代到西周,册命时间、地点、佑者的记载由粗疏到翔实,册命程式日趋烦琐,仪式感渐趋强烈。由鬼神崇拜转向追溯文武之德,由天道向人道靠拢,殷周册命制度的变化从一个侧面展现了早期中国制度、人文精神的发展与变迁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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